在我国的财政体系中，转移支付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就像一双 “平衡之手”，将经济发达地区的财力适度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以促进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在这一机制下，不少地区凭借转移支付的有力支撑，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稳步进步，西藏、江西赣州、成渝经济圈等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西藏的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2025 年上半年更是以超过 7% 的 GDP 同比增速领跑全国，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固定资产投资的强力拉动，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底气正来自于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和东部发达省市的帮扶。2024 年，西藏获得转移支付收入 2568 亿元，人均达 7 万元，是贵州的 7 倍、广东的 36 倍，而同年西藏的财政收入仅 300 亿元，转移支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量的转移支付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青藏铁路、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川藏铁路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这些工程不仅直接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还改善了西藏的交通和能源条件，吸引了配套企业入驻，增加了就业岗位，提升了税收收入。以川藏铁路为例，其雅安到林芝路段的修建花费 3198 亿元，全部由国家层面出资，建成后将显著降低交通成本，促进区域间经济要素流动，进一步推动西藏经济发展。对于西藏这样经济落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转移支付无疑是其经济发展的 “助推器”。
江西赣州的崛起也得益于转移支付的大力支持。作为原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赣州在历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度较为落后。在转移支付的扶持下，赣州获得的省内转移支付远超省会南昌，2015 年到 2023 年，赣州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南昌的 2.5 倍，专项转移支付是南昌的 2 倍。充足的资金支持让赣州有能力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扶持，中国稀土集团落户赣州，推动其建设 “中国稀金谷”；赣州还先于南昌与大湾区打造赣粤产业合作试验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此外，赣州还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按 15% 征收，这一特殊待遇吸引了更多企业前来投资。可以说，没有中央对革命老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赣州很难实现从默默无闻的三四线城市到如今产业聚集区的华丽转身。
成渝经济圈是转移支付中的 “最大赢家” 之一，多年来，四川是转移支付金额最多的省，重庆则是转移支付金额最多的直辖市。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产业转移以及内循环经济格局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成渝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中央通过大量转移支付支持其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都成为全国第二个拥有两个 4F 级机场的城市，重庆的第二个 4F 机场也已获批，建成后成渝地区将拥有 4 个 4F 机场，超越长三角和珠三角；成渝中线高铁的建设，预计 2027 年开通后，成渝之间将实现 50 分钟通达。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了成渝经济圈的快速发展，2024 年重庆 GDP 超越广州，跻身中国经济第四城。充足的转移支付资金让成渝有更多财力投向民生领域和新兴产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等产业的崛起，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上述地区，还有一些地区也在转移支付的支持下受益。黑龙江、河南、吉林等粮食输出大省获得了粮食税补助，这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产粮大省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辽宁、黑龙江等养老金短缺的省市通过养老金中央调剂获得了资金支持，缓解了当地的养老压力；河南安阳、甘肃酒泉等城市通过中央财政竞争性评审示范项目，获得了专项资金支持，推动了海绵城市建设、公立医院改革等项目的实施。
然而，我们也需要理性看待转移支付带来的影响。虽然转移支付在短期内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改善，但从长期来看，如何让这些地区形成 “自生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转移支付对国内市场整合的作用可能会逐渐减弱，未来转移支付机制是否需要改革、如何改革，以更好地适应区域发展的新需求，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实践。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阶段，转移支付为众多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让这些地区在发展的道路上获得了更多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