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双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自1895年创办以来，已逐步发展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跨学科文化盛会之一。尽管其最初以视觉艺术为核心，建筑尚未成为独立展览单元，但在1895至1940年的早期发展阶段，建筑元素已通过展馆建设、空间改造等形式深度参与其中，为后续198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正式确立，埋下了重要伏笔。

作为世界闻名的“水上城市”，威尼斯独特的空间特征与丰富的历史性遗产场所，自双年展诞生之初便为其提供了独特的叙事场景。从最初的双年展花园（Giardini），到后续空间拓展的雏形，威尼斯不仅是展览的承载地，更在与展览的互动中，逐渐成为“展览的对象”，为建筑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融合奠定了天然基础。

2025年威尼斯双年展期间，《城市中国》委托观察员孟锦澜前往展览现场观察、报道。为重新探究双年展在当今语境下对城市的意义，遂成系列历史回顾文章，带领读者回顾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从萌芽期到后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路径（1895—2025），重点分析其在制度演变、策展机制与空间布局方面的多重转型。同时关注威尼斯城市自身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探讨展览如何在文化生产与城市治理之间形成张力，并提出其对未来展览机制与城市可持续性的启示。

本文作者：孟锦澜，罗马第一大学城市更新专业硕士研究生，《城市中国》特约观察员（第8期）

1870年，随着首都罗马的确立，意大利完成了艰难的统一之路。此后，伴随文化重塑与民族复兴的诉求，1895年，在威尼斯市政府与文化界人士的共同推动下，首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展览”（Esposizione Internazionale d’Arte di Venezia）在拿破仑花园（Giardini Napoleonici，本文通称为：双年展花园Giardini）正式开幕，这一事件标志着威尼斯双年展的诞生。早期双年展虽以艺术展览为核心，但建筑相关的实践与探索已同步展开，主要体现在机构组织、国家馆制度与城市空间影响三个方面。

1. 从机构组织变革看建筑相关实践的运作背景

我们可从《威尼斯双年展百年史》（The History of the Venice Biennale 1895–2005，由意大利艺术史学者恩佐·迪·马尔蒂诺Enzo Di Martino编纂）的记录中，理解早期双年展的运作逻辑。威尼斯双年展自1895年创立之初，就深深根植于威尼斯的政治结构之中，其组织结构与地方和国家政权的变迁密不可分，而这种制度属性也间接影响了建筑相关实践的走向。

1895年创始初期，威尼斯双年展由威尼斯市政府主导，市长担任主席，机构秘书长由市政府直接任命；1920年起，双年展改由国家政府任命相关负责人，体现出国家层面对这一文化盛会的重视程度提升；1930年，双年展成立自治董事会，但受法西斯势力干预，实则缺乏真正的独立性，董事成员均由当时的政府指派。需特别强调的是，尽管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直至1980年才正式独立设立，但早在1930年代甚至更早，建筑与展馆就已在象征层面承担起国家形象传播的角色，这与双年展的机构组织属性密切相关。

威双中央馆（Palazzo Centrale）的形象变迁，便是这一时期建筑与政治、文化深度绑定的直观体现：

从上至下：

1895年，被称为展览宫（Palazzo Pro Arte），具有鲜明的新艺术风格；

1914和1930年，由建筑师Guido Cirilli对展览宫进行现代风格立面改造©Edison Collection/Center for Corporate Culture,Milan；

1932年，经建筑师Duilio Torres改造，改为意大利馆（Padiglione Italia），成为法西斯宣传平台©Torres Duilio,1932.XVIII Biennale di Venezia–Nuova facciata del padiglione centrale dell’Italia.Fonte:Le Tre Venezie,anno VIII°,n.5,p.247；

1962和1968年，由建筑师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对意大利馆进行立面改造©Luciano Svegliado-CISA A.Palladio；

2009年，在意大利馆搬去军械库后，此处恢复了威双中央馆的用途和名称©Haupt&Binder.

尽管二战后的机构改革（1973年成立“民主董事会”、1998年法人化并更名为“威尼斯双年展文化公司”）发生在1940年之后，但早期的机构组织变革已为后续建筑双年展的创设奠定了制度基础——建筑双年展的出现，不仅是文艺界创新的结果，更延续了双年展“文化、国家、城市”三重交叉的核心属性。

2. 国家馆制度：建筑表达的早期实验场

1895年4月30日，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与王后玛格丽特出席了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主展场设于主岛东端的双年展花园Giardini，共展出516件艺术作品，其中188件来自意大利，其余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化成效显著。首届盛会便吸引了约22.4万参观者，迅速成为威尼斯重要的旅游与商业增长点。

为进一步以国际艺术盛会振兴威尼斯的文化声誉与经济活力，双年展亟需扩大国际参与度。1907年，威尼斯正式允许各国自行修建国家馆（Padiglioni Nazionali），比利时馆作为首个建成的国家馆，开启了国家身份通过建筑空间表达的先例。随后，德国（1909年）、英国（1909年）、法国（1912年）等国相继在双年展花园修建各具特色的馆舍，“国家馆制度”逐步确立。

按照规则，各国申请获得双年展许可后，可自行选择建筑师设计建造国家馆，并承担全部费用，馆舍所有权归该国所有，包括后续的维修与改建。正如法国建筑史学者莉亚－凯瑟琳·萨卡（Léa-Catherine Szacka）所言，国家馆本身作为建筑，构成了一种“建筑公共领域”（Architectural Public Sphere），成为国家身份与文化表达的重要平台。

尽管1895—1940年间，“建筑”尚未作为独立主题在双年展中呈现，但国家馆本身已成为建筑介入威尼斯城市空间的重要媒介，也为建筑师提供了实践不同风格与理念的宝贵机会。最初作为临时展览结构的国家馆，逐步向运营周期更长、功能与质量更完善的永久性建筑过渡，到1942年，双年展的展馆总数已达到19个。

国家馆向永久性的转型，不仅推动其展览内容从临时陈列转向以建筑语言参与的空间表达，更催生了对建筑空间与展览叙事关系的探索，丰富了展览内容的呈现形式。可以说，国家馆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不仅奠定了后续建筑双年展所需的物理空间基础，更成为建筑作为文化表达媒介的早期实验场。

3. 早期展览空间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影响

随着双年展规模不断扩大、国家馆数量持续增加、观众人数逐年上升，为适配这一国际化盛会的功能性需求，威尼斯的城市基础设施也在这一时期逐步优化提升，而这些改造也间接推动了建筑与城市空间的融合。

主展场双年展花园Giardini的入口区域，进行了一系列以接待功能为核心的改造：拆除不必要的宗教附属建筑以拓宽绿地，重新铺设道路，增设夜间照明设施；同时在公共空间增设纪念性设施，如朱塞佩·加里波第雕像和文艺复兴纪念碑。经过改造，双年展花园的空间逐渐饱和、功能日益完善，成为能够承载国际性节庆活动的核心场地。

双年展花园的边界变化©️Maria-Cristina Florian.""The Unfolding Pavilion Investigates the Public Openness of the Giardini della Biennale in Venice"" 30 Jun 2023

此外，从圣马可广场到展场的水上通道——圣马可水道（Bacino di San Marco），被明确规划为主要通行轴线，增设了渡船码头和栈桥，在优化人流动线、提升参观便利性的同时，也加强了展览与威尼斯城市日常空间的联系，为后续威尼斯的城市更新提供了重要基础。

这些围绕双年展展开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满足了展览不断增长的现实需求，更助力威尼斯逐步塑造“文化之都”的国际形象。在1895—1940年的早期发展阶段，双年展机制对城市空间的持续渗透，不仅带动了局部空间的更新，更促使威尼斯城市治理者开始思考建筑遗产的使用逻辑与社会价值，为后续建筑与城市的深度互动埋下伏笔。

小结

1895—1940年代，威尼斯双年展虽以视觉艺术为核心，独立的建筑展尚未出现，但这一时期的发展为后续建筑双年展的设立提供了坚实支撑：机构组织的变革奠定了制度基础，国家馆制度搭建了建筑实践的实验平台，展览空间的拓展则推动了建筑与城市基础设施的融合。正是这些早期的探索与积累，让建筑元素逐步融入双年展的核心脉络，最终促成了198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正式诞生，也塑造了双年展与威尼斯城市之间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