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美国近期就格陵兰岛发出威胁，以及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之后，欧洲在更广阔的多极世界中重新定位自身的机遇从未如此之大。问题在于，欧洲领导人是否堪当此重任。
从主流新闻报道和欧洲领导人的表态来看，跨大西洋关系似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我们更倾向于尊重而非欺凌……我们也更倾向于法治而非暴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达沃斯的言论“从任何角度衡量都是不公正的”。多位欧洲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指出：“有关丹麦和格陵兰事务的决定权仅属于丹麦和格陵兰，别无他人。”这反映出欧洲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言辞日益感到不满，此外，美欧在贸易、关税和产业政策等方面的长期摩擦也使欧洲的经济利益愈发受到威胁。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要批判性地审视这场危机究竟有多深。
首先，欧盟领导层依然在随美国的节奏起舞，这一点从其近期的表态中可见一斑。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都在拿俄罗斯和中国说事，为欧洲站队美国辩护。冯德莱恩指出，如果欧盟与美国爆发贸易战，俄罗斯和中国将在一旁“欢呼雀跃”；而卡拉斯则认为，美国对欧洲国家征收的关税将成为“俄罗斯和中国的大好时机”。
她们二人的想法简直是黑白颠倒——美国为图自身领土扩张，不惜牺牲欧盟成员国利益，结果却被当成“合作伙伴”；中俄从未对欧盟国家主权构成威胁，结果反而成为打压的对象。当前欧洲依然屈从于美国战略叙事的现状暴露无遗。
同样，尽管欧洲国家领导人公开对美国的扩张主义倾向表示愤慨，但在美方压力面前还是毫不犹豫地屈服了。例如，根据2025年北约海牙峰会上所达成的共识，他们同意将军费开支提高至GDP的5%，但对于目前美国仍在欧洲各地驻扎有大约80个军事基地一事，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质疑，更别说呼吁关闭。
美国声称，欧洲国家在美国主导的阿富汗行动中“贡献不足”，欧洲领导人对此十分上心，在最近的一些声明中反复表达了关切。其中丹麦、德国、波兰、意大利和英国极力辩称，它们明明深度参与了这场灾难性的行动——而这不仅损害了阿富汗人民的利益，也给欧洲纳税人带来了巨大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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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为欧洲敲响了一记警钟。他坦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虚伪的，强者总会视情况自我豁免，贸易规则的执行也存在双重标准。”这句话可被解读为敦促欧洲改变战略方向，朝着构建更加公平、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秩序努力，并更加重视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对话与合作。
遗憾的是，这似乎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卡尼并未就参与非法战争、侵犯“全球南方”国家主权的行为道歉，也未对长期助长侵略者气焰、破坏国际法的态度进行反思。只有当帝国主义扩张威胁到西方国家自身时，它们的领导人方才表达出关切；而当美国重新将武力输出的重心转向“全球南方”时，它们又会马上加入施暴者的行列，一如往常一样跟美国同流合污。马克龙对特朗普说：“我们在叙利亚问题上完全一致。我们能在伊朗问题上大有作为”，正是美欧之间这种长期关系的生动诠释。
欧洲之所以对美国俯首帖耳、忍气吞声，最主要的一条理由是，欧洲认为自身安全需要依赖美国，因此虽然令人遗憾，但也不得不“咬紧牙关”。然而这种论调荒谬至极。欧洲并没有真正的敌人，欧盟与中国的合作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稳定，伊朗和朝鲜也均无意在军事、经济或战略层面对欧洲构成任何威胁。与主流叙事相反，当前欧洲的不安全感主要并非源于外部敌意，而是因为内部的政治选择与战略结盟缩小了外交空间，为服务于美国的大战略而固化了对抗局面。
此外，事实再清楚不过：任何对欧洲构成真正威胁的来源都不会是俄罗斯、中国、伊朗或朝鲜。据美国国会研究局统计，自1991年至2022年，美国至少发动了251次军事干预行动。与此同时，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估算，美国在“9·11”事件后的历次战争已直接或间接造成近500万人死亡，并导致约3800万人流离失所。因此，美国近期的行动与其说是“偏离常态”，不如说是长期战略议程的延续，只是如今在推行这些议程时，不再像过去那样顾及形象管理和外交礼节。
然而，关于美国持续霸凌“全球南方”的所有事实，在欧洲始终无人问津，甚至至今仍未引起重视；直到最近美国将矛头指向格陵兰时，欧洲似乎才重新认识到国际法的价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几十年来，恰恰是欧洲自己架空了国际法，代之以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针对“全球南方”国家实施制裁与军事干预披上了合法外衣。
相比之下，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交往主要强调发展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互不干涉内政。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南南合作框架以及多边开发融资机制，致力于解决结构性发展鸿沟，而非将自己的政治条件或军事诉求强加于人。
在此背景下，正如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所说，欧洲“活该”受到美国威胁——尤其是对丹麦而言。丹麦一向不遗余力地服务于美国利益，包括参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配合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发起制裁与限制，以及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合作，对德国、法国、瑞典、挪威等欧洲盟友实施监控长达至少十年。
综合来看，这些事态标志着欧洲正迎来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随着美国近期一系列举措暴露了长期存在的跨大西洋关系的局限性，同时欧洲各国也通过高层对话与访问，不断深化与中国及其他伙伴的互动，未来的另一种可能正在逐渐清晰显现。
因此，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欧洲是否应实现对外关系多元化、是否应调整其战略姿态的某些方面，而是它能否超越空洞的声明，切实行动起来，制定出一项连贯且真正独立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在日益碎片化和多极化的世界中，行动得越晚，付出的代价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