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觉得，预制菜是件大好事。
说这话的时候，有必要先说明几件事。
对预制菜的态度不代表在罗永浩和西贝之间更认可谁，有个常识，原本以为很多人都知道：人是可以不站队便拥有自己观点的。
这里说的预制菜，也是泛指，基于大众认知而非贾国龙所说的“国家规定”。不论料理包也好，或者中央厨房也好，这种有工业流程深度参与的餐饮产品，我们在这里暂时不辨析，统称为预制菜。
也就是说，像西贝这种中央厨房模式，也算进这里所说的预制菜里，包括它后厨那冷冻的西兰花、羊腿等。
在罗永浩和西贝的这场纷争里，“预制菜”在双方的表达里几乎都是个贬义词。
然而，倘若我们能暂时剥离情绪的滤镜，回归事实与逻辑，便会发现，预制菜及其背后的食品工业化，恰恰在许多我们习以为常却未曾深思的方面，提供了更优的解决方案。
预制菜是一个能让链条每个环节都受益的行业，甚至包括个体消费者。
上游来看，预制菜企业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巨大且稳定，为农民提供了稳定的销路预期，避免了传统农业“丰产也可能亏本” 的市场波动风险。
而且，传统农产品在从产地到市场的多级流转中，损耗率极高。预制菜企业通过就地加工，将易损的初级农产品，转化为耐储存、高附加值的半成品。这极大地减少了运输和储存环节的损耗，并将加工环节的利润更多地留在了产地，提升了农业的整体价值。
往下来看，预制菜方便餐厅扩张，并更好解决就业问题。
餐饮服务行业的人员流动性极高。一个复杂的后厨高度依赖少数核心大厨的技艺，一旦人员流失，餐厅的出品质量就会受到巨大影响。而简单的后厨通过标准化的流程，可以让经过简单培训的新员工快速上手，极大地降低了对人的依赖，使餐厅运营更稳定。
“简单后厨”模式是连锁餐饮能够快速扩张的基础。一家餐厅变成一千家，哪怕每家店的后厨人员需求减少，其创造的就业岗位总数，也远远超过了单体餐厅的模式。它极大地扩大了餐饮服务业的整体就业容量。
由于流程标准化，岗位对个人技能的要求大幅降低。新员工只需经过简单培训就能快速上手。这为大量缺乏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包括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学生、转岗人员等，提供了一个极易进入的就业入口。
对于大城市里打拼而被通勤和工作填满的年轻人来说，预制菜也能让他们在疲惫的夜晚，能用十几分钟换来一顿体面的晚餐，这是一种宝贵的喘息。
我们对“亲手做饭”赋予了极高的情感价值和道德光环，这固然没错。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份光环背后，是巨大的、往往由特定家庭成员（多为女性）所承担的时间和精力成本。
大众心理与现代经济学之间最有趣的冲突在于：在家庭情感账户中，为爱投入的劳动时间是无价的，因此在计算成本时常常被忽略不计。
因为这种“情感核算”模式，一顿看似只花费了 30 元食材成本的晚餐，如果加上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时间成本，其真实成本可能远超百元——事实上，低价而能现炒的小店，往往也是夫妻店，他们的利润往往只是自己的工资。
这些道理并不难理解，很多人也在反复普及，但大家即便理性上认可，却始终很难相信预制菜。
对预制菜的不信任，首先源于信息层面的黑箱。
与传统后厨那个即便杂乱、但多少还能窥见一二的场景不同，预制菜的生产线，是一个遥远的、不可见的、高度工业化的存在。
这个物理上的距离，天然地造成了心理上的隔阂。我们看不见食材的原貌，不了解加工的过程，对于那个“盒子”里装的东西，除了相信标签上的文字，我们一无所知。
这种对未知的本能恐惧，在“科技与狠活”的舆论催化下，被进一步放大。当食品工业的复杂性，被简化为几个充满噱头的化学名词时，整个工业体系都被蒙上了一层“不怀好意”的阴影。消费者感到自己处于信息链的最底端，无力分辨也无从选择。
而且，中式烹饪尤其需要感官的参与。
陈晓卿多次说，所谓家乡的味道，是因为你肠胃里菌群更适应从小吃到大的食物，因而吃下去觉得舒服。这话没错，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扩展。
猛火、铁锅、颠勺、火光升腾，伴随着食材与热油碰撞出的交响，最终升华为那一股标志性的“锅气”。这整个过程，不仅是食物的熟化过程，更是一场身体感官参与的仪式。
我们通过这场仪式，亲眼见证了食材从生到熟的奇妙转化，从而在内心深处，确认了这盘菜的真实与可靠。这也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种习惯，成了我们对于食物的最底层理解：我们对食物的享受，远远早于入口那一刻。
预制菜违背了我们对美食的理解。它往往在后厨的一个角落，由一台微波炉或一个热水槽安静地完成。没有火光，没有声响，没有香气的升腾。它绕过了我们祖先传下来的一切感官验证程序，直接将一个成品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过程，更没有仪式。
更重要的一点，预制菜不幸地背负了整个中国食品工业的历史旧账。
在过去数十年中，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已经严重透支了公众对工业化食品、品牌方乃至监管体系的信任。这份弥漫在全社会的、对食品工业的“信任亏空”，形成了一个极易被点燃的社会情绪火药桶。
预制菜，作为一个充满了“黑箱”特质的、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食品品类，完美地契合了公众心中那个“无良资本用科技手段危害健康”的负面叙事。它成为了一个完美的替罪羊，承接了我们过去所有关于食品安全的不安、愤怒和无力感。
对预制菜的不信任，不仅是针对它本身，更是对整个食品安全体系惯性不信任的集中爆发。在这个背景下，无论预制菜的技术多么先进、标准多么严格，都难以穿透这层厚重的、由历史伤痕构成的信任壁垒。
这场冲突之所以如此剧烈，另一个原因是，它是一场没有任何缓冲的遭遇战。
预制菜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而在日本发扬光大，并有了神户物产和日冷集团等大型企业。2024年，日本的冻品市场规模达35000亿日元，其中家庭用预制菜占比高达40%，日本的小吃店也大多采用预制菜或半预制菜模式。
不过，我们要留意，西方国家是在工业化完备的基础上，再发展预制菜，社会有几代人的时间去缓慢适应、磨合，大家吃惯了罐头，对预制菜自然不排斥，如今也形成了“快慢分离”的餐饮格局。
但在中国，我们有着独特的“压缩式现代化”进程，让这个过程被极度缩短。我们那套精耕细作的传统饮食文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与武装到牙齿的、最前沿的“效率餐饮”迎头相撞。我们的社会心理、消费习惯和市场规则，都还未来得及为这场剧变做好准备，战争就已经在家门口的餐桌上打响。这种缺少缓冲的猛烈冲击，必然会引发更激烈的文化休克与排异反应。
而且，预制菜还有一个天然的对手：便宜的新鲜菜。
遍布城市社区的菜市场网络，让我们能以极低的出行成本，便捷地买到新鲜的食材。相比之下，一份预制菜的价格，往往高于我们自己采购食材的直接花费。这就构成了一个朴素的经验冲突：我为什么要花更多的钱，去买一个在感官和心理上都感觉更“差”的东西？
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在于预制菜的价格包含了那些被我们习惯性忽略的隐性劳动时间成本。但在日常的消费决策中，这种简单的价格对比，足以让我们对预制菜的价值主张产生深刻的怀疑。
我承认预制菜的好，不过看到有人说反对预制菜就是反对工业文明，这帽子有些太大，态度也过于趾高气扬。
对预制菜的不信任合情合理，这是植根于我们文化与心理的深刻反应，这份不信任，捍卫了我们作为“人”而非“消费者”的完整体验。它迫使整个食品工业，在追求标准化与利润的同时，必须回头看见并回应那些无法被量化、却至关重要的人文价值。
工业文明不是真理，而反对的声音也能让工业文明更稳定。
我向来觉得，对某一技术的普遍不信任，可以避免社会的失控。这种近乎本能的、充满怀旧色彩的不信任，是防止社会在技术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极其宝贵的刹车装置。
只是，当不信任演变成一种不加分辨的、笼统的“反工业化”情绪时，也会让汽车困在路上，进而引发整条高架的堵塞。
我们所捍卫的那个“纯天然、无添加”的田园牧歌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美化的幻象。那个时代，同样充满了黄曲霉素、农药残留、细菌污染等诸多今天已被现代食品工业极大改善了的食品安全风险。
当我们简单地给“天然的”贴上“好”的标签，给“工业的”判处“死刑”时，我们其实是放弃了更困难、但也更有价值的独立甄别工作。
我们放弃了去学习和理解现代食品科学的努力，满足于用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框架来理解复杂的世界。这种一刀切的否定，是一种诱人的思维捷径，却也可能让我们与真相失之交臂。
新华社发的文章，强调“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我们也应该试着去问真正应该被回答的问题，而不是一味说“贾国龙该不该下场”，或者“老罗是不是总是流氓碰瓷”。
可以追问透明度，比如它的生产流程是否公开？我能否方便追溯这盘菜里每一种食材的源头？
可以追问标准，比如它的营养成分设计，是否真的科学、均衡？它遵循的是哪个国家的安全标准？
可以追问价格，比如它的价格，是否诚实地反映了它的工业化成本？是否存在利用信息不对称，冒充手作赚取暴利的行为？
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便捷的工具，我们不该只用来和人吵架和宣泄情绪，而应该对每一个试图改变我们生活的“黑箱”，都敢于并善于基于理性，提出自己的问题，用自己的判断力去做出选择。
当然，在这之前的一步，是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不是基于无知而加倍宣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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