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太太举办婚礼正式成亲的日子是2018年10月22日，今年恰好撞上了人们常说的“七年之痒”。回想七年前的聘礼，其中有100克金条，当时花了3万块，是给她打新娘嘎乌盒用的；如今同款100克金条，价格已涨到10万上下。这般物价浮动的反差里，藏着岁月的奇妙转折——2018年的我，觉得在上海买房是遥不可及的梦，这辈子或许都无法实现，可如今，我们已然住进了上海的新居。

七年前的2018年，遥远得像一场模糊的旧梦。那年莫迪访华，中印关系热度攀升至半个世纪以来的巅峰，我能自由自在地在印度各地游荡，探索这个如同异度空间般的国度；中美贸易战刚刚拉开帷幕，众人聚焦于对华为的技术封锁，民间往来却尚未受太大影响，上海往返美国的机票常年维持在三四千块。我至今记得，给在美国留学的小姨子买的婚礼机票，是国航从纽约经北京转机往返新德里的联程票，只花了3900块；而现在，这个价格连北京到纽约的单程都不够，北京与新德里之间的直航，也已中断五年之久。那年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全社会都弥漫着对世界前景的乐观，全球化的脚步似乎注定会一直向前，无人能挡。

而后，疫情三年倏忽而过，再一晃，整整七年光阴已然耗尽，世界早已天翻地覆。恐怕很多人和我一样，被时代洪流推离了原本的人生轨迹，把这七年过得面目全非。七年听起来漫长，可转念一想，连儿子馒头都已经五周岁了，光阴当真如白驹过隙；再回头看，像我这样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不少朋友都已相识近二十年，这般想来，短短七年又算得了什么？

可换个角度看，七年又足够漫长。作为独生子女，我这辈子从未和任何人朝夕相处过这么久——就连父母也不例外。从前和父母同住时，白天要上班上学，大部分时间都见不着面；而我和太太，却鲜少有不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时候，抬头不见低头见，这般朝夕相对，最是容易滋生嫌隙、两看两相厌。因此，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居然能和她大体平安无事地共度七年。我有一位汉藏通婚的朋友说，他们圈子里原本那几对汉藏夫妻，无一例外都散了，足见跨文化婚姻有多难维系。倘若我早几年认识太太，或是她嫁给了别人，这场婚姻（或是她的婚姻），大概率都走不到今天。

有读者定然好奇，“早几年的我”和“后来的我”，究竟差在了哪里？现在的年轻人个个都透着看破红尘的通透，不婚不恋不育成了常态，可我二十多岁那会儿，还是个全民“恋爱脑”的年代。彼时娱乐活动远不如现在丰富，智能手机尚未普及，年轻人也没有如今这般低欲望，谈恋爱是青年生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在文化领域，便是言情片、言情小说、情歌的大行其道。

我承认，自己年轻时也有些恋爱脑，写情诗、写情书这类俗套的事都干过，可偏偏处理不好亲密关系。回想起来，症结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家人都不擅长表达爱。父亲与爷爷的相处模式便是互相打压，父子关系极度紧张；受这种代际传递的影响，父亲对我也同样如此，我们的关系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按照父亲的说法，“打压”是为了防止我骄傲自满，所以我小时候几乎从未从他那里得到过任何认可与表扬——做得好是本分，不能翘尾巴，下次还要再接再厉。这种教育方式，在中国家庭里颇具典型性，也正因如此，中国文化中才会有“父爱如山”的说法——稳定、持久，却沉默寡言、不善表达。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无意识中也习得了解“打压贬低”的相处模式，对亲近的人，不是赞美夸奖，反而习惯挑刺贬低。

二是自我评价过低。这个问题的成因颇为复杂，一来是从小受“打压式教育”，潜意识里埋下了“我不配”的种子；二来是我从小肥胖、形象不佳，成长过程中常受人歧视，内心深处满是自卑，即便后来成功减肥一百斤，这份阴影也始终挥之不去；三来是年轻时家境贫寒，工资勉强够养活自己，根本负担不起恋爱中的巨大开销。我清楚记得2008年谈过一个女友，她家庭条件和我相差无几，但在了你外企工作，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比我高出一大截，和她交往时，我始终没什么底气。有一次约会吃饭，没点几个菜就花了218块——那年我的工资才两三千块，心疼得不行，最后闹得心情郁闷、不欢而散。那些年，常因消费水平和观念的差异与女友产生摩擦，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恋爱关系自然也难以长久。不过，正如我在《十年祛魅（上）一蓑烟雨任平生》中写的，若是当初经济状况好些，或许我早就和别人一样买房结婚生子了，也就没机会遇见后来的人生。

种种因素叠加而成的“自我评价低”，对亲密关系而言简直是致命毒药，会让关系变得极度拧巴——我外在会表现得像个独裁暴君，对对方百般挑剔，内心却满是自卑与不安；再加上年轻时心智不成熟，谈的恋爱都格外短命，几乎没有超过半年的。这种负面反馈，让我渐渐认定自己“爱无能”“注孤生”，觉得自己没有爱别人的能力，注定要无伴终老，甚至有段时间，还动过出家的念头。

直到后来，一段刻骨铭心的亲密关系治愈了我，让我彻底蜕变成了另一个人。由于涉及他人隐私，我无法细说这段关系的来龙去脉，只能用几个层面描述：第一，通过这段关系，我相信了世界上有真爱，有所谓的“灵魂伴侣”。后来看英剧《王冠》时，我完全能理解查尔斯为何选择毫不起眼的卡米拉，而非万人迷戴安娜；第二，经历过这段关系，我有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通透，在感情上再无缺憾，明白任何选择都不会完美，再也不会为“红玫瑰”与“白玫瑰”纠结；第三，这段关系终结了我对感情的所有幻想与追求，读懂了佛法中“红粉骷髅”的深意，变得极度理性；第四，它让我明白自己值得被爱，修复了自我评价，也教会了我如何去爱别人。

我遇见太太，正是在这段关系之后。刚认识她时，我就把自己的过往和盘托出，彼时的我已然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的程度，和现在相差无几，而太太那会儿，总体来说还涉世未深。起初我并没指望能和这个萍水相逢的异国女孩走多远，便没存非分之想，始终保持着克制——一来不想辜负她，二来也不想给自己惹麻烦。直到决定发展正式关系后，我还设定了一系列测试与计划，确保两人能磨合相处、适应彼此家庭，才一步步走到了结婚这一步。

结婚七年至今，无论家庭形式还是夫妻关系，有些事是我当初预料到的，有些情况却出乎意外。我二十多岁时曾是个驴友，痴迷户外穿越，在很多人看来，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是自讨苦吃，我却乐此不疲。从小到大，我选的路从来不是因为容易，恰恰是因为难。艰难的道路，才能带你抵达人迹罕至的地方，收获别人看不到的独特风景。有些人还在纠结要不要走出舒适区，对我而言，最讨厌的就是舒适区——舒适区意味着无法积累“经验值”，意味着成长的停滞。

因此，五年前我在《娶拉达克姑娘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中就说过，别人结婚或许是图安定，可我天生爱折腾，不喜欢困在舒适区，最怕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六十岁模样的生活。结婚前，我就对跨国婚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做好了心理准备，甚至把它当作开启更多不确定性与可能性的契机，本身就是冲着这份“挑战性”去的。只是写那篇文章时，我和太太还没有孩子，也没在中国正式定居，婚姻还处于相对简单的二人世界；如今回头再看，当初的大部分判断还算准确，却也有不少情况始料未及。

就拿我当初谈过很多的经济观念来说，太太对金钱的敏感度，至少降低了一个数量级。刚结婚时，她是那种一两块钱都要锱铢必较的人；而现在，几十块钱的损失她已经能坦然接受，但若是金额达到三位数，还是会触发她“捍卫利益”的战斗模式。

这段时间，太太一直在“创业”做生意，她从拼多多上一单单淘来便宜货——经过考察对比，拼多多上很多东西确实比义乌批发价还低，先打包发物流到广州仓库，再转运到印度。为了省钱，国内这段物流她选了价格低廉的货XX，可这家物流的服务却差到极致。首先，下单时需预付运费，按自己申报的货物体积重量报价，可普通家庭没有专业称量设备，只能“毛估估”。客服说会按实际体积重量“多退少补”，可实际上却是“多不退，少要补”，还经常以各种名义额外加钱。其次，货XX的跨省运输是“挂羊头卖狗肉”，全程外包给其他公司：接单后派自家车拉货至中转场，中转场会重新开单，发货方也换成他人，为了掩人耳目，平台查不到真实物流单，状态也无法实时更新，即便对方早已签收，显示的依然是“派送中”。最后，下单还有个致命漏洞，收货地址必须选系统已有的，若目标地址没有，只能选最接近的再备注真实地址——比如要送3号仓库，系统里只有4号，货单上就会同时出现两个地址，极易出错。

有一次，太太发了几个包裹到3号仓库，送达时恰逢周末，仓库管理员下班不接电话，物流人员直接把货撂在了4号仓库。几天后3号仓库迟迟没收到货，费了一番功夫才在4号仓库找到——两家仓库不在一个院子里。本来拿回包裹就好，可4号仓库要收100块保管费，在我看来，仓库靠存储盈利，放了几天收100块也合情理。可太太一听要收钱，当场就炸了，仿佛受了莫大羞辱，怒不可遏，我都怕她把手机摔了。3号仓库的人问她怎么办，她在电话里情绪失控地大喊，说包裹不要了。

那几个包裹货值约一万多人民币，她竟为了100块赌气放弃，我着实惊呆了。只好接过电话，好声好气地和3号仓库沟通，让对方先垫付费用，无论如何先把包裹拿回来。

大家大概也看出来了，太太的情商不算高，不仅情绪控制能力差，共情能力也比较弱。再讲件事，我们有一儿一女，平时我负责馒头的起居，她负责妹妹。妹妹满月后就没剪过头发，不到三岁便长发及腰，好看是好看，打理起来却麻烦，尤其是洗头。每次太太给妹妹洗头，浴室里总会传来打骂声、惨叫声、哭闹声，搞得妹妹对洗头有了PTSD，一听说要洗澡就哭丧着脸说“妹妹不洗头”。

有一次我带馒头洗澡，妹妹也要一起。太太让我给妹妹洗头，我耐心引导、小心操作，完成了一次“无痛洗头”，妹妹全程没哭。从此，给妹妹洗头就成了我的活儿，可气人的是，太太一边把任务推给我，一边还嘀咕：“为什么爸爸洗就不哭呢？肯定是因为洗得不干净吧！”

换作别人，或许早就翻脸吵架或撂担子不干了——这本来就不是我的活儿，你行你上啊！她为了合理化自己的无能，就预设我“洗得不干净”，这种假设纯属臆想。倘若非要把“哭闹”和“干净程度”绑在一起，我倒觉得，孩子大哭大闹不配合，才更容易洗不干净。有共情能力的人，思维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只要你为家庭付出，无论做得好坏，都绝不会批评挑剔，这是对“付出”最基本的尊重。可我们家却存在一个悖论：我做得越好，要做的事就越多；做得越多，承受的指责和挑剔就越多。

再比如，我习惯早睡早起，每天五点多就起床，清晨是我唯一能不受打扰的时光，做事效率极高。即便家里有扫拖机器人、洗碗机、洗烘套装这些解放劳动力的智能家电，早上依然有不少活儿要干：收拾客厅，把孩子们前一晚乱丢的玩具、衣服、零食归置好；准备全家早饭，把洗碗机里的碗拿出来摆放整齐；设定好机器人，趁没人活动时打扫客厅厨房；还能安安静静写会儿东西。这段美好时光会在7点半戛然而止，我得叫醒孩子们准备上学。另外，孩子们放学后，为了让他们少看电子屏幕，我总会尽量带他们去户外活动。早起加高强度活动，有时会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可要是跟太太说累，她只会说：“谁让你自己起那么早？谁让你要带他们在外面玩？”

“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句话，在太太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缺乏共情能力往往伴随着“双标”——因为无法想象自己的言行对别人的伤害，就常常“宽于律己、严于律人”。她自己看电视，音量要开到四五十，孩子看电视稍微响一点，她就说“吵得头疼”；她睡觉时有别人开灯，必定破口大骂“刺伤眼睛”，可别人睡觉时，她突然打开房间主灯，却丝毫意识不到影响他人。她还总爱说刻薄话挑剔别人，自己有同样的问题却浑然不觉。比如有一次我出门，裤腰带绳子没扎好，她就苛责我衣冠不整，可她当时穿着家里的睡袍就出门了。我用她的话回敬她，她立马恼羞成怒。

最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太太的很多习气都是从她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可她和父亲之间也会相互双标。之前和岳父母同住时，她跟我说，特别讨厌父亲打听无关紧要的事，还非要问得巨细靡遗。我反问她：“你不也一样吗？老是问我一些和你没关系的事。”她却说：“我不一样，我问的都是有道理的，他那是没道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的行为都合理、别人的都不合理的心态，本质上就是无法理解和共情他人。

结过婚的朋友都知道，夫妻间的很多矛盾，都是由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积累而来。但我明白，这属于太太的生理缺陷——从她确定无疑的ADHD症状可以推断，她存在脑前额叶功能失调问题，导致共情能力差、难以预见自己言行的后果，意识不到自己的话会冒犯别人，我经常要在事后帮她圆场、收拾烂摊子。我时常把她的挑衅当作生活的修行，我对网暴的高耐受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她这里修炼出来的。我非常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无论她或其他人如何批评贬低、褒奖赞美，都不会影响我的自我评价，更不会因此受伤或骄傲。最关键的是，结婚时我就已知晓她的这些问题，既然是自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又怎能怪老虎吃人呢？换个角度想，这恰恰说明她单纯无心机，相比那些虚与委蛇、八面玲珑的人，我倒更愿意和她这种心直口快、喜怒形于色的人相处。

这便是所谓的不忘初心吧——夫妻之间，但凡能守住初心，始终记得当初为什么选择对方，很多矛盾便不会成为矛盾。我自认在这一点上做得还算不错，无论是写公众号还是经营婚姻，皆是如此。就像我一直说的，真正爱一个人，不是因为她完美无缺，而是明知她有各种缺点，依然愿意包容。有些父母对熊孩子的溺爱就是如此，明知孩子满身毛病，也会无条件爱他、纵容他。我承认自己也在纵容太太，她这样的性格，若是有一天离开了我，肯定会吃苦头；但既然我能一直在她身边，就想让她保持本色。两个人相处，最怕的就是处心积虑想要改变对方，更怕为了留住对方而委曲求全改变自己。年轻时我也曾好为人师，总想着改变别人；年纪越大，越懂得尊重生物的多样性，尊重不同的想法和活法。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事情都不涉及原则，比如太太吃菠菜要切根、烧茄子要留蒂，她想怎样就怎样，有什么大不了的？

用照片记录生活是个好习惯，翻看旧照时，我总会想起第一次对太太动心的瞬间——她在高原海子边上刷牙的模样，干净又纯粹。而且，两个人朝夕相处，即便不刻意改变对方，在经年累月的潜移默化中，也会被彼此影响，自发地做出改变。但我不得不承认，我和太太之间的某些鸿沟，因性格和成长背景的差异，深得难以逾越。每当遇到这样的认知鸿沟，我就会跳出丈夫的角色，切换成“田野调查人类学者”的视角。

早在结婚之前，我就选定了跨喜马拉雅地区文化作为毕生研究课题。这个课题太过宏大，即便穷尽一生，恐怕也只能管中窥豹。从某种意义上说，娶一位来自喜马拉雅的姑娘，本身就是我研究的一部分——她是我的太太，更是我的观察研究对象。拉达克人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同时受藏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响，以他们为窗口，便能窥见这三种文化的诸多特质。

之前在《我太太的“创业史”》中提到过，太太对拼多多比我还熟悉，是她先告诉我如何辨别商品是否支持退货包运费。可即便她教了我，我也从不在意，因为我网上购物很少退货，就算便宜小东西踩坑，也宁可扔掉懒得退，嫌麻烦。而太太的网购退货率至少有七八成，有时甚至会超出平台每日退货限额。有些东西她买回来，只是为了比较颜色尺寸、拍张照片，或是临时借用，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留下。

近两年，像她这样的买家多了，平台上很多商品不再支持退货包运费。但她很快找到漏洞：不包运费的商品，退货理由选“质量问题”，平台不仅补贴运费，有时还会发放3块钱无门槛现金券；后来这个漏洞被修复，她又发现选“损坏或有污渍”，随便拍张照片上传，就能通过自动审核免运费。这种偏袒消费者的政策，最终导致她滥用退货规则。

今年6月，她在拼多多花19块9买了一百个编织袋，9月份用了一半，嫌占地方，就以“质量问题”退了回去。6月我们还住在老破小出租屋，她网购留的是我的电话——刚回国时，考虑到她看不懂取件短信，留我电话方便统一接收通知，后来她对这套系统比我还熟，电话却一直没改。结果，我接到了河北卖家的电话，莫名其妙被骂了一顿：“你隔了三个月、用了一半才退货，还说是质量问题？这说得过去吗？我一共才卖19块9，你还要退？亏你们还住在上海这种一线城市，怎么做得出这种事……”

老实说，当时我三观震碎：一来，平台怎么会允许三个月前的商品退货？二来，她怎么会为了19块9做出这种事，而且还用了一半？平白无故当替罪羊被骂，我最终却什么都没说。一来，我们在这件事上存在巨大认知鸿沟，根本没有沟通的基础；二来，我直接把这当作一个研究案例——印度人和某些中国人一样，信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特别擅长找规则漏洞，而他们滥用规则、玩坏规则的能力，甚至可称天下第一。这也难怪和印度人做生意难，印度政府要制定严苛法律法规。这件事，让我对印度人的民族性，有了更直观深刻的认识。

太太还有一种迷惑行为，超出我的认知，让我直接放弃了沟通——她会把厨房里的抹布和内衣内裤同时放进洗衣机洗。我一开始劝说过她分开洗，几次无效后就作罢了，反正我也不是有洁癖的人，每次洗衣服记得开蒸汽消毒、蓝氧消毒就好。我由此推断，或许在印度人高度系统化的洁净观中，抹布作为厨房用品，处于较高的洁净等级。类似的认知鸿沟，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并不少见，也让我更能理解为什么跨文化婚姻往往难以维系。

我觉得，需要相互兼容的婚姻生活，最怕眼里容不下半点沙子的人。像我这样切换到“田野调查”视角，眼里就不会有“沙子”，只有一个个闪闪发光的真实案例。当然，我的“人类学观察”并不局限于太太——公众号评论区也是了解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窗口，那些从刁钻角度解读我文字的人，常常刷新我的认知，原来人可以蠢得一本正经、坏得理直气壮。把他们当作观察对象（或是笑话），我自然能无限包容他们的恶意。

若说我和太太之间最难克服的障碍，恐怕还是沟通。太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四年，中文口语已经很不错，日常交流完全没问题。但夫妻之间不可能只有日常对话，和她进行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沟通，就会格外困难，我敢说，很多长期读我公众号的读者，都比太太更懂我。太太虽然会说汉、藏、英、印四种语言，却无一精通，无法用任何一种语言进行深度阅读和学习，这也是她存在认知鸿沟的关键原因。

我个人觉得，汉语最博大精深之处在于成语。成语能用最简练的词汇概括最深刻的道理，让我们在日常对话中随时插入“超链接”式用典，但前提是对方也懂这个成语，否则就是鸡同鸭讲。和太太沟通时，我经常想使用成语，可直接说中文她听不懂，翻译成英语又难以精准传达原意，即便表达出来，她也会因缺乏文化背景，无法理解其中的感情色彩。比如“眉来眼去”，要怎么用英语准确表达？再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便译成英语，也会丧失中文的精炼力量。

但无论如何，低效的沟通依然好过不沟通。刚结婚时，她和我闹别扭，总喜欢用冷暴力，把自己封闭起来，好几天不说话；有了孩子之后，她就没再用过冷暴力，即便吵架也能保持沟通，这已是很大的进步。

再讲件事，之前提到货XX物流坑爹，我第一次用的时候，轻信了客服“会复核重量、多退少补”的说法，下单时估算的重量体积大于实际物品，预付运费多了一两百块——这个差价是根据后来的发货费用估算的，可最终他们既没复核，也没退差价。我本来想，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少填点重量，让他们报实价再补差价，后来几次发货也确实没再被坑。可太太越想越不甘心：运费明明没那么多，第一次却多收了，这不是把我们当冤大头吗？于是逼着我去追索，理由是当初是我帮她下的单，这是我的问题。我最烦跟客服售后扯皮，消耗的时间和负面情绪，远不是一两百块能补偿的，可她天天念叨，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客服。可距离发货已经过去好几个月，对方摆明了故意不退，客服直接不认账，说没有记录，让我们提供证据。结果，太太为了要回这笔钱，自己伪造了一张仓库入库单，标上重量体积，让我提交给客服。

我实在干不出这种事，就阳奉阴违敷衍她，指望她早点忘记。没想到她念念不忘，我的消极态度让她很生气，不断来“牵头皮”（上海话，意为翻旧账、数落）。我忍不住跟她坦白：“我的时间很宝贵，就这么点钱，不值得浪费时间。”她却反驳：“你才从水沟里爬出来几天，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老实说，就算没钱的时候，我也没把金钱看得太重，这大概是性格使然，和有钱没钱关系不大。不然那些贪官贪够了一辈子花不完的钱，为什么还不满足？我跟她说：“你要知道，正是我这种淡泊钱财的性格，才让读者认可我、信任我，你不该要求我和你一样。这多付的钱算我的，行不行？”——其实这钱本来就是我出的，只是她要算进出口成本里。

她却说：“你也要知道，这件事对我来说不只是钱，而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一直梗在我心里，让我无法释怀。”当我们把心里话都说开后，事情就好办了。我瞬间又切换到“人类学者”视角：我原本以为她只是单纯“损失厌恶”，而我从理性计算出发，觉得挽回损失的成本大于损失本身。但这件事让我明白，她的执着，不全是因为那一两百块钱，而是不甘心“被人占便宜”。对印度人来说，“被占便宜”不仅是经济损失，更是人格上的羞辱、情绪价值的伤害。在“双赢”博弈中，印度人无法接受别人比自己赢得多，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他们为何总在经贸、政治上做出非理性的“双输”决策。前文提到她因100块保管费暴怒，也是因为在她的认知里，这是一种“侮辱”，她宁可放弃一万块的包裹，也不愿让对方轻易赚走100块。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沟通不畅也有好处。一直读我文章的读者知道，我其实挺毒舌的，还没到四大皆空的境界，偶尔有小情绪，也会想到怼回太太的刻薄话。但这些刻薄话，只有用中文说出来才有杀伤力，译成英语就全然失了神韵——借用钱钟书先生的比喻，原本该是“一支燃烧的火箭”，译成英语就变成了“一截烧焦的木炭”。这些话因为无法脱口而出，往往在我心里打个腹稿就烟消云散，没机会变成言语的利剑伤害她，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冲突升级。

而且，这种沟通障碍，也让婆媳关系维持了表面和睦。因为文化差异、生活习惯、育儿理念的冲突，之前和岳父母同住时，我妈偶尔会发些关于太太的牢骚。但我妈说的是上海话，太太就算在边上也听不懂；而我妈，牢骚发出来了，气也就消了大半——人很多时候，只是想一吐为快，并非真要解决什么问题。另外，我在中间也起到了缓冲作用，无论是我妈跟我发牢骚，还是太太向我吐槽，所有负面情绪到我这里就戛然而止，我绝不会火上浇油传递出去。有人或许会问，我作为“负能量吸收器”，会不会积郁成疾？其实不会，因为写作是最好的情绪抒发方式，就像这篇文章，我就说了很多平日里没人可说的话。对我而言，这些吐槽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只是想给当下的生活留一段文字记录。

有些读者看了我的吐槽，可能会觉得我要很“用力”才能维系这段婚姻，但其实不然，需要用力维系的关系，根本走不远。像我们这样的跨文化夫妻，分歧与龃龉在所难免。共同生活七年，我们已经磨合得不错，对很多状况都有了默契，不存在我单方面委曲求全，而是处于一种相对舒适的平衡状态。

和写《娶拉达克姑娘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时相比，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有两个：一是当时我们还没有孩子；二是那会儿太太还没在中国定居过。刚结婚时，我曾设想过：如果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什么都能迁就她，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可要是有了孩子，她对孩子的某些言行让我无法接受，我们会不会爆发冲突？夫妻间因育儿理念分歧产生矛盾，从来都不是新鲜事。

如今我们有了两个孩子，“双边关系”变成了复杂的“四边关系”，但情况比我预想的好得多。太太在亲子关系上有几个问题，首先是缺乏耐心，这不算太突出，很多家长都有这个毛病，但缺乏耐心往往伴随情绪不稳定——耐心和情绪稳定通常相辅相成，有耐心的人情绪更易稳定，情绪稳定的人一般也更有耐心。她和孩子相处时，前一分钟还轻声细语、母慈子孝，下一分钟就可能化身“母夜叉”，还会把生活、工作上的情绪迁怒到孩子身上。大家代入孩子的视角就能明白，父母的喜怒无常有多可怕。对我来说，太太哪天脾气暴躁，我大概能猜到原因——或许是生理期，或许是前一晚被妹妹尿床折腾没睡好，又或许是物流包裹出了问题，我尽量不惹她就是了。可对孩子来说，他们不懂情绪背后的原因，只知道父母是自己在世上最可信赖的人，这份“依靠”若是不稳定，对孩子的心理伤害极大。

另外，耐心是有“血槽”的，我承认自己耐心相对好一些，但也不是无限的。如果连续带娃太久，我大概率也会血槽耗尽、情绪失控，为一点小事就吼孩子。太太的“血槽”更短，我们一家四口出门，她永远是第一个嚷嚷着要回家的。为了全家人的身心健康，我只好能者多劳，平时主动多带娃。好在“耐心血槽”能随着“带娃经验值”积累而增长，太太当妈后，比以前成熟了不少，情绪稳定度肉眼可见地提升，打骂完孩子后，也会经常自我反省。

关于这个现象，我和不少朋友讨论过：为什么有些人单身越久，脾气就越怪、越难相处？或许有个重要原因——没被育儿这件事“毒打过”。但凡养过孩子，对很多事情的忍耐阈值都会大大提高。

太太在亲子关系上的第二个问题，是习惯性哄骗孩子。这其实也很普遍，很多大人为了图一时方便，都会哄骗孩子。客观来说，哄骗对两岁以下的孩子确实好用，因为他们理解能力有限，难以有效沟通；但孩子懂事之后，言而无信的哄骗，就会透支父母在他们心中的信用。

比如，我们家两个孩子总粘着我，连我出门买菜都要跟着。有时候我不方便带他们，太太就会让我趁孩子不注意溜出去，甚至我出差，她都觉得没必要告诉孩子。而我，宁可多费点口舌跟孩子解释清楚，也不会不告而别。对孩子来说，父母突然消失，是件极其可怕的事。上个月我去美国，太太让我什么都别跟孩子说，趁他们上学时直接去机场，我当然没听。提前一周，我就用地球仪跟馒头解释美国在哪里，给她看签证，告诉她为什么不能带他去。馒头这个年纪的孩子，其实已经能讲道理了，他不仅没有无理取闹，还把我告诉他的话讲给妹妹听。

后来，太太给我看了一段客厅监控视频——我去美国那天，孩子们放学回家，妹妹来书房找我，馒头告诉她：“爸爸今天要去美国！”妹妹哭丧着脸跑出来说：“我也要去美国，我也要去美国。”馒头又解释：“只有爸爸拿到了一个卡（签证），有那个卡才能去美国。我现在还没有，我们家只有爸爸有。”

所以，不管什么事，我都会尽量让孩子有充分的知情权，不会随便糊弄。太太因为经常糊弄他们，在馒头那里已经信用破产，她告诉馒头的事，馒头总会来找我核实：“妈妈说的是真的吗？”

哄骗孩子的问题，根源还是缺乏同理心——你自己不喜欢被骗，为什么要去骗孩子？这也是太太在亲子关系中的第三个问题。馒头好奇心强，性格也有些逆反，越是不让他做的事，他越想尝试；不喜欢循规蹈矩，搭积木从不看说明书，步骤总是颠倒。我一直跟太太说：“在我们家，你应该最能理解馒头，他的性格就是你的翻版。他喜欢追逐刺激，爬高爬低做危险动作，不就和你小时候一样吗？你小时候大人越不让你做的事，你越要做，凭什么觉得馒头会听你的？”

可太太患有典型的“大人病”——成为大人后，就无法理解和共情孩子，总以大人的标准要求孩子，对孩子有各种不切实际的苛求。比如有一次，馒头要玩她的滑板，拿到后第一反应是趴在上面玩，太太却非要逼他站起来滑，强调这才是“唯一正确”的玩法，两人因此起了冲突。太太“坚持原则”不让他趴着玩，还翻脸责骂，最后以馒头大哭收场，之后好长时间都念叨“妈妈坏”“讨厌妈妈”“不给我玩滑板”。

几天后，太太带着滑板下楼，碰到一群六七八九岁的邻居家孩子，孩子们借滑板玩，结果所有人一上来都是趴在上面玩，她这才意识到之前对馒头过于严苛。可即便意识到问题，下次和馒头互动时，还是会故态复萌——她自己小时候、甚至现在都做不到的事，却总要求孩子做到。比如她让孩子好好吃饭、别吃零食，自己却经常不吃正餐，跑去吃泡面。

那怎么办呢？我只好不断提醒她，可一提醒往往戳中她的伤疤，让她觉得自己不如孩子，进而恼羞成怒。所以我经常觉得，自己养了三个孩子，不仅要调解馒头和妹妹的矛盾，还要平衡馒头和妈妈的关系。

太太的这些问题，根源在于错误教育方式的代际传递。之前在《拉达克岳父母东游记（三）泰囧之旅》中就提到过，老一辈父母大多不懂得倾听孩子需求、关注孩子心理，教育方式简单粗暴，这些孩子长大成为父母后，就容易继承这种方式。比如我发现，太太生妹妹的气时，会用一句语气凶狠的拉达克话骂她，虽然我听不懂，但能听出每次都是同一句。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是什么意思，她告诉我这是一句很重的骂人话（类似“贱货”，带有侮辱性），还略带得意地说，她小时候大人就是这么骂她的。

这让我意识到，代际传递的可怕之处在于：施暴者会将从上一代继承的暴力行为合理化——这里的暴力包括言语和肢体暴力，他们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言行有问题，因为自己从小就是这样被对待的。

早在馒头未满周岁，我发现他性格和太太太过相似，可能有ADHD问题时，就担心过代际传递，怕他因为调皮捣蛋的性格遭遇创伤性经历。家有A娃，对家长是极大的考验；而A娃遇上A妈，相处难度更是呈几何级数增长。不过好在，目前来看，A娃和A妈的表现都比我预期的好。我反复跟太太强调，ADHD是阶段性的神经发育问题，本质是大脑前额叶发育滞后，导致对自身控制能力不足，包括注意力、执行力、情绪控制能力。就像她现在看到脸上的痘痘，还是忍不住要挤；馒头有时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本质上也是生理缺陷。这就像近视眼看不清东西，再怎么骂他、逼他，他还是看不清，唯一的办法就是戴眼镜；ADHD的注意力不集中、神经冲动，也不是靠训斥能改善的，反而可能加重病情，只能等大脑慢慢发育完善，或是通过药物干预缓解。

但无论是A娃还是A妈，都需要被理解——馒头的某些言行，是因为神经发育异于常人；太太的问题，又何尝不是源于神经发育和童年创伤？因此，我会尽我所能包容她。我给自己做过测试，我的所有性格特质，都刚好是ADHD的反面，算是典型的“反A人”。“反A人”与“A人”刚好互补，相互平衡。

可预见的未来里，我和太太或许还会在教育理念上产生分歧。太太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超前学习，总会感到焦虑，觉得自己的孩子落后了——我得承认，这才是正常人的反应。而我在教育上坚决不卷，主张顺其自然，身心健康高于一切。我现在在家偶尔教馒头认字、做国学启蒙，讲三字经、唐诗，他都很感兴趣。我觉得对孩子来说，避免功利性竞争、不量化成绩、保持学习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前几天，馒头和同学一起玩，那个同学能背出父母的电话，我教了馒头好多次他都记不住。我问他：“你看同学都能记住爸爸妈妈的电话，你怎么记不住？”他嬉皮笑脸地说：“因为我傻呀！”我只好笑笑，觉得这孩子心态倒是挺好。A娃在死记硬背方面本就先天不足，我也不强迫他。

另一方面，我也会时不时给太太吹吹风，分享我的观点：今时不同往日，现在光靠学历已经难以改变命运；如果孩子真不是读书的料，就随他去，千万不要以摧毁求知欲为代价逼他读书。他们长大后会面对什么样的世界，谁也不知道，我只管教好他做人的道理，培养他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要不违法乱纪、不影响他人，他喜欢的事情我就全力支持。孩子今后过得好不好，学历只占很小一部分因素，我们既不该、也没能力过度干预，能对他人生负责的，只有他自己。

说完有孩子后的新问题，再来讲讲太太在中国的适应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太太当初跟我结婚，实在是勇气可嘉——当然用她现在的话说，当初是真的什么都不懂。七年前结婚后，她就辞了工作，跟着我四处漂泊。我先带她周游了南北印度，回上海小住三个月，又带她去土耳其、高加索、俄罗斯旅行两个多月，再回印度住了两个月，2019年才决定定居南印度。

彼时的我，刚从“浪子”切换到“已婚男人”状态，可说一无所有——没房没车，没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太太会看上我，说得难听点，绝对是瞎了眼。但这也恰恰体现了她的单纯，但凡脑子清醒点的姑娘，恐怕都不会做这样的决定。我于情于理，都没资格要求一个姑娘既贤良淑德，又看得上我——况且我本身也不怎么喜欢贤良淑德的姑娘，太太的叛逆反而更吸引我。正因如此，我才能坦然接受她的所有缺点。

2021年底，我们从印度回到上海，这段经历足以写成上下两册纪实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我疫情三年期间的公众号文章。我的人生轨迹固然被疫情改变，但我也得说，若不是娶了一位拉达克姑娘，我或许无法靠写公众号养家。我的公众号能出圈，最初是因为《定居印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意外爆火，之后才一步步走上正轨。

而太太，也在疫情中性情大变。疫情爆发时我们定居印度，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滞留的外国人都采取宽容政策，为签证续签提供便利，可印度不仅不提供便利，连正常的续签、换签业务都停办了，一门心思要把逾期滞留的外国人赶走——不止针对中国人。大时代的不可抗力叠加，最终导致我身陷囹圄，在印度集中营里度过了魔幻的三个月。那三个月，给太太留下了深重的心理创伤，那个当初敢于丢下一切跟着我远走他乡的勇敢女孩，一下子变得畏首畏尾，终日焦虑恐慌。

不过这件事，也成了太太拿到中国签证的契机。那段时间，别说外国人，很多中国人都回不了国。我作为有点影响力的“旅印博主”被关进集中营后，事情惊动了大使馆和外交部，特事特办给太太批了签证、发了绿码，我们一家三口才得以在2021年底一起回国。

我们本以为回到国内就能高枕无忧，没想到刚好赶上上海“静默”封城，搞得太太一度患上抑郁症。后来我听说，很多人都在封控期间出现了心理问题，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状况对人心理最大的伤害，在于“不确定性”。而太太，连续遭遇了两场“不确定性”的暴击：我在集中营时，她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出来，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陷入绝望；上海封城时，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封，对未来生活毫无预期。封控期间，她极度沮丧，一心想逃回印度，逃离画地为牢的上海小区。

如今，那个“寂静的春天”已经过去三年多，太太不仅完全适应了上海，甚至比我还要依恋这座城市。上海的生活便利性、政务高效性、设施先进性、社会秩序性，在全球范围内都首屈一指，让她如同沾染毒品般无法自拔。我带她去过苏州、无锡、杭州等长三角城市，也去过成都这样的准一线城市，她总会和上海比较，总能发现其他城市的不足。在她眼里，上海就是人间天堂，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她现在甚至比我更拥护中国的体制，对西方的“民主自由”“言论自由”极为反感，认为治理国家就该像中国这样——究其原因，她在印度亲身经历过“民主”与“自由”带来的谎言和混乱，相比之下，中国才是难得的净土。

至于印度，她觉得自己再也回不去了。疫情结束后，她回过两次印度，一次是弟弟结婚，一次是侄子出生，每次都不愿多呆，迫不及待要回上海。而且，她看待印度的视角，也彻底从“本地人”变成了“外国人”。2018年我带她周游南北印度时，她没觉得印度文化有多吸引人，只看到脏乱差；而上一次在德里停留时，她突然“重新发现”了印度的奇葩有趣之处，跟我说在德里待一个星期挺有意思，再久就不行了——要知道，她整个大学都是在德里读的。与此同时，她也开始以外国游客的猎奇心理看待印度的社会和传统文化，回想2018年的旅行，居然觉得意犹未尽，可让她回印度定居，却万万不肯。

刚结婚不久时，我曾发过一组给太太拍的照片，配文里写过一段话：宋冬野《董小姐》里有句歌词：“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我当时觉得这是庸人自扰——为什么非要把野马带回家？野马养在家里，还能叫野马吗？不再是野马了，你还会爱吗？如果真的爱上一匹野马，那就搬去草原吧。正如我爱上喜马拉雅，没法把它带回家，那就娶一个喜马拉雅的女子，搬去喜马拉雅。

没想到才过了几年，这匹小野马就不愿回草原了——对此，我难免有些遗憾。我理想中的生活是“候鸟式”：春秋在上海，夏季去拉达克，冬季去印度南部，享受每个地方最好的季节。这个理想如今不仅客观上阻碍重重——中国人赴印签证依然受限，在印活动也不自由，主观上也得不到太太的支持。她不仅自己不想回印度，也不让我去，觉得印度政府滥用公权力、不按常理出牌，怕我去了之后被找理由关进黑牢。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提过很多次，我并不怎么喜欢上海，但或许命中注定要留在这里。太太有弟弟妹妹分担家庭义务，而且在拉达克人的观念里，出嫁的女儿本就不该留在父母身边；而我作为独生子女，年轻时尚可浪迹天涯，人到中年后，便再无背井离乡的自由。父母都已年逾古稀，我终究不能不管不顾，也很难把他们带离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总之，种种因缘似乎都在把我拉回上海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如此看来，太太对上海的依恋，倒是顺应了大势。

太太心理状态的好转、对上海的认可与依恋，从侧面说明我们这七年的婚姻总体不错。若是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她恐怕早就逃回娘家了。我在育儿方面的深度介入，极大地减轻了她的负担，避免了A娃和A妈之间的爆炸性碰撞。或许正因为没怎么受过养娃的苦，太太现在非常想要再生三胎——她这辈子从来没当过“牛马”，自然不会有那种对生育的抵触。

她不仅不用当“牛马”，平日接送孩子也多由我包办，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经常搞不清楚今天是星期几。今年搬到新家后，她认真地跟我说，自己从小就没什么大志，现在这种“不知今夕何夕”的安逸生活，正是她想要的，就算这样虚度光阴到老，也不会后悔一事无成。

我觉得她能这样想很好，绝不会逼她“志当存高远”。只要她自己不觉得空虚，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的幸福感，不正是来源于这份知足与自洽吗？所谓的理想、志向，本质上都是欲望，而欲望无法满足，正是痛苦的根源，也就是佛法中所说的“求不得”。我之所以能安贫乐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知足——很多人奋斗一辈子到退休，也不过是想过上我现在的生活：读想读的书，写想写的文章，有充裕时间陪伴孩子，偶尔出门旅行看世界。我之前在《碎片化阅读时代，我为什么还要写长文》中总结过，我现在靠写长文公众号谋生，这份工作既是我喜欢的，也是我擅长的，既能养活家人，又被社会需要。我分担的家务，比如带孩子、做饭，也都是我擅长且喜欢的，刚好能作为写作之余的调剂，避免长时间伏案，并不会觉得是负担。虽然我们远谈不上富贵，性格也不相似，人生理想更是相去甚远，但我和太太，居然都因为遇到了对方，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一点，弥足珍贵。

况且，太太也不是完全赋闲在家。经过这几年的摸索，她的小生意终于渐渐上道——从2023年底第一次从拉达克背羊绒披肩回来卖，到如今在拼多多进货、发物流到拉达克售卖，形成了进出口贸易闭环。今年9月拉达克发生暴乱之前，她和弟媳合伙的小生意相当红火，明年应该也会不错。虽然是家庭作坊小本经营，没野心也不可能做大，但这笔额外收入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支持，能让家庭状态更趋平衡。即便这两年公众号收入减少，我也不必“摧眉折腰事流量”，不用迎合读者情绪写“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章，可以继续当个任性的“月更博主”，把更多时间花在亲子陪伴、实地走访上，丰富人生体验，再将这些体验转化为长期稳定的高质量文字，实现可持续发展。

七年婚姻，相比那些长相厮守的老夫老妻，仿佛才刚刚开始；可对我们而言，这已是从未抵达过的“远方”，早已彻底改变了我们和我们的生活。当太太照镜子，发现越来越多的细纹爬上脸颊时，常会惊叹：“爸爸，我们就要这样一起变老了吗？”

我回答她：“谁能不老呢？你也不看看馒头都已经五岁了。生命在于新陈代谢，等我们六十岁时，孩子们都会长大成人；等我们更老时，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孩子……生老病死，又有什么好怕的？”

哎，我终究还是过上了一眼能看到六十岁的生活。幸运的是，我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完全锁死，在彻底老去之前，要怎么活，还有很多选择。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愿我能将这句话践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