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菌、矿物、漂流物、电影片段、都市传说、遗迹景观……我们无从预测下一个出现在山上渡作品中的元素会是什么。而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意象则如同有生命意志一般，在他的作品中形成了独特的时空，或许通向未知的世界——一如山上渡本人的经历，总有着出其不意的“转弯和邂逅”。
由于从小不喜欢类似学校这种强加于人的组织和制度，山上渡有了更多的时间看书、画画，做自己喜欢的事。到了17岁，当别人正在准备大学考试时，他却只身来到东京，拿着喷漆罐在街头创作。某一天，他又萌生“动意”，走上冲绳街头卖画谋生，汲取着这片饱受压力与屈辱的土地所蕴含的文化养分，仿佛是在追寻着某种不可见的文化脉络。之后，他又受到东南亚国家和印度，乃至南美的召唤，于是有了19岁便在遥远的秘鲁举办个展的经历。
山上渡用自己的肉身，用他对世界的好奇与质疑、想象与追问，以及不断变化的视角，将这些地区联结起来，呈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就像荣格所说，“在所有混沌中都有一个宇宙，在所有无序中都存在着秘密秩序”。山上渡从未接受过正式的美术专业教育，从他的创作中或许看不到专业的脉络或痕迹，但正如他所说，“我的学校是街头、自然、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正因如此，他的创作也日益丰富，充满变化。从2009年获得冈本太郎现代艺术奖特别奖的作品《背面的正面》到2013年获得MIDTOWN艺术奖的《东京地图集》（Tokyo Atlas），从绘画到装置，再到与舞台剧合作的舞台布景，他总是能从东京的地图、电风扇等日常的细节延伸出去，形成独特的语言。他所追寻的是暗藏在所谓规则、表象之下这个世界本质的结构和秩序，让他的创作也如他关注的黏菌一般，始终变化着，循环往复地增殖，在日常与不可见的、潜藏的事物之间重新建立着各种各样的联结。
山上渡，《背面的正面》（2009），木板上彩笔、木炭，487cm x 487cm x 5cm。
图片感谢Wamono Art惠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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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小时候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对艺术产生兴趣的契机是什么？
山上渡：我从小就喜欢动手做些什么，还会模仿日本漫画家水木茂，画些妖怪之类的幻想生物。家里有很多书，因此我看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至今还清晰记得老家客厅里横尾忠则画的海报。回想起来，从幼年起，我潜意识里就被“表达”本身所吸引。
您最初创作的是街头艺术，当时感受到的东京氛围是怎样的？
山上渡：1997年，我离开故乡去东京，当时正值泡沫经济崩溃后，但街头尚未显现真正的萧条景象。在年轻的我的眼中，一切都非常新鲜、充满生机。在东京，街头文化、亚文化、动漫、时尚、音乐在这里交织演变，孕育出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形态。那些日子里，我常带着喷漆罐在街头各处画些原始的人物形象，完成后便迅速逃离。我想，正是对“人类究竟为何”“自我究竟为何”的追问，驱使着我不断创作。
您为何没有进入专业美术学校深造？
山上渡：年轻时，我始终无法适应学校这种场所，公寓或集体住宅般的空间也让我感到不适。我非常不喜欢以他人的尺度被评判，在我看来，这种恐惧源于存在本身可能被吞噬的感觉。我只能选择远离这些组织或制度，在不断移动中绘画，以此来确认自己“存在于此时此地”。我学习的场所并非学校，而是街头、自然、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
是怎样的契机让您开启了印度、南美的旅程？这段异国游历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
山上渡：17岁那年，我很快对东京这座城市感到厌倦，便漫无目的地搭便车向西出发。先到了冲绳，我在街头靠卖画为生，同时沉浸于当地特有的文化与时间感之中，绘画几乎等同于生存本身。沿着这条轨迹，我辗转至东南亚，最终到了印度。回想在印度旅居一年的时光，我接触了宗教、仪式、祈祷、嬉皮文化等无法用现代社会的语言精准归纳的事物，自己的感知也被彻底重塑了一般。我领悟到，世界并非仅由可见的表层构成，而是蕴藏着更深邃、更浓郁、更纷繁的层次。之后又到南美，我游历了秘鲁、智利、玻利维亚、阿根廷，并以秘鲁库斯科为据点持续创作。19岁那年，我在此举办了人生首次个展。在克丘亚族与艾马拉族画家的鼓励下，即便语言不通，我们仍通过作品进行着感官的交流。就这样通过创造，与世界建立联结，不断确认自我存在的轮廓。这种感知至今未变，始终流淌在我创作的根源之中。
正如您在艺术家陈述中写道，“对我而言，绘画、立体、装置等表现形式是将不可视领域与自身日常相联结的尝试”。这些尝试与您的创作主题——“增殖与变容”“边界的结合”“连接点的探索”——有何关联？
山上渡：我之所以会持续围绕这些主题进行创作，源自2008年左右开始了解到“黏菌”（Slime Mold）这种微生物，它像是既非植物也非动物的模糊存在：在变形阶段以移动捕食的方式生存，又在“子实体”阶段如植物般生长并散播孢子，循环往复地增殖，这让我从根本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在我看来，在微观与宏观间穿梭，通过转换视角与尺度观察世界，即“增殖与变容”；万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于关系网络之中，即“边界的结合”；而将这些理念转化为绘画、立体作品与装置艺术，通过实际创作行为将其具象化，便是“连接点的探索”。如果从以人为中心的视角抽离，以不同尺度审视世界，便会惊觉这世界比想象中更复杂地交织缠绕。
2009年荣获冈本太郎现代艺术奖特别奖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山上渡：2009年获奖前后，对我而言是诸多困惑同时涌来的时期。获奖作品《背面的正面》可以说是诞生于一片混沌的时空之中，但最终这不仅深刻影响了我的创作，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背面的正面》最初的概念便是面对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试图探寻并理解不同事物之间的连接点，通过精细地描绘黏菌的形态，运用数万片竹炭碎片立体呈现对立元素相互溶解、共存的状态。通过这个作品的创作，我开始深刻思考如何通过转换视角与尺度来把握世界，以及如何从二元对立的世界中获得解放。
2013年MIDTOWN艺术奖亚军及观众奖获奖作品《东京地图集》则是以“3·11”东日本大地震为背景的创作，请谈谈其创作理念。
山上渡：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对这个作品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我在东京亲历灾难，目睹了基础设施崩溃后这座城市不为人知的面貌——那景象就像是失去生命维持功能、痛苦挣扎的巨型生命体。这个作品提取了东京23区的轮廓，最终构成的画面却偶然呈现出“怪兽侧脸”的形态。我将这只“怪兽”表现为徘徊在东京这座城市层层叠加的历史与时间之中亡灵般的存在。城市形态与人类文明发展存在着强烈的关联性，然而“发展”一词的背后，永远存在着被遗失的事物。
山上渡，《东京地图集》（局部，2013），综合材料与木板，320cm x 400cm x 5cm。
图片感谢Wamono Art惠允
2020年至2022年期间，“世界的世界”系列曾举办过展览，作品传递的信息也与充满灾难的世界息息相关，请谈谈当时展览的创作理念与过程。
山上渡：“世界的世界”系列的创作始于2008年，我经常会想：世界是否蕴含某种意志？所有事件是否都在精心设计的模拟中发生？在这个世界里，“纯粹的偶然”是否真实存在？我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并非单线性存在，而是具有复杂交织的嵌套结构。2019至2020年间，我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驻留创作。临近回国，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灾难与疫情强化了这种感受，但“世界的世界”系列其实来自我很早以前便持续存在的、对世界结构本身的追问。
想请您介绍一下在2025年的种子岛宇宙艺术节与企业家永利光的合作项目。个人创作与跨领域合作之间存在什么差异？
山上渡：这个创作项目是以种子岛为舞台，尝试将土星最大的卫星、太阳系第二大卫星——泰坦的风景在地球上呈现。作为除地球外唯一被认为存在稳定液态表面的天体，泰坦被厚重的大气层覆盖，其地下可能存在液态水海洋。这颗与地球的原始环境极为相似的星球不仅蕴含着地球化改造的可能性，更强烈激发着人类的想象力。让我关注泰坦的直接契机，便是与关注宇宙的年轻企业家永利光先生的相遇。他“从小便梦想前往泰坦”，但因为现实原因，这成为“难以驾驭的憧憬”而被搁置。作品《未知的无知——泰坦》正是由这位企业家的梦想与我自身的幻想和曲解交织而成的装置艺术，并将与永利先生的科幻小说呼应展开。在与他人想象力交汇的过程中共享“想象未知之物的喜悦”，对我自身的创作而言也是全新的挑战。
请您谈谈那些对您产生过影响的书籍和艺术家。
山上渡：对我产生影响的书籍和艺术家实在数不胜数。童年时期，最初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水木茂的漫画，妖怪与亡灵这类存在，以及其戏剧化、阴郁潮湿的画风深深吸引着我，由此我开始了绘画之路。此外，宫崎骏、高畑勋、大友克洋等日本动画特有的世界观也给予我深远影响。初到东京街头作画时，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与彭克（A.R.Penck）原始而诗意的街头表达对我影响深远。在都市中直接创作的行为本身，曾是我重要的表达方式。后来正式转向画布创作后，我逐渐被德国新表现主义强劲有力的绘画所吸引：基弗（Anselm Kiefer）、巴泽利茨（Georg Baselitz）、波尔克（Sigmar Polke）等艺术家长期是我憧憬的对象。渴望创作巨幅画作的强烈愿望，亦是在这个时期萌芽的。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导演的电影作品持续影响着我的创作，初次观赏《2001太空漫游》时的震撼至今难忘——那以如此精妙严谨的影像呈现的浩瀚宇宙、超越常识的物理法则，以及作为异质存在的地球外生命体，令我深怀敬意。在人工智能日益融入日常的当下，这部电影似乎向我们抛出了更多值得思考的命题。而近期，我重新燃起了对葛饰北斋、歌川广重、河锅晓斋等创作的日本浮世绘与绘画的浓厚兴趣。我正重新审视日本艺术特有的“将世界视为层叠结构进行平面化呈现”的表达方式，思考这种特质如何影响我的创作。在构思宇宙主题的作品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艺术内在的“层叠”概念，将成为未来创作中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命题。
您认为艺术是什么？艺术家对社会和人类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山上渡：对我而言，这个问题很难。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想必今后也会持续思考下去。对我来说，艺术与其说是某种“答案”，不如说更接近于“问题”本身——它没有明确的实体，始终在流动变幻。但同时，我也感受到它如同某种连接装置，在事物之间架起桥梁。自远古时代起，人类便存在将自我与他人、内在与外在、此岸与彼岸割裂的意识。我时常思考：或许正是意识到这种隔阂瞬间导致的违和感与疑问，构成了艺术的原初形态。如此想来，艺术家或许正是那些持续驻足于社会与人类间生成的隔阂与边界，不断探寻其中的连接点的存在。我认为艺术并非为了解释世界而存在，而是为了从全新视角审视世界而进行的行为，更是将这份追问传递给社会与他人的媒介。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65期）"